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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September 19

    秀 哉 的 理 念

    秀 哉 的 理 念
    王 鼎 杰
     
    依稀记得当年读中江兆民前辈的《一年有半·续一年有半》(一个略古旧的商务版),里面论及日本历史上与现实中的诸多文化名人,因多是一笔带过,译注也就不可避免。然而让人尴尬的是,当村濑秀甫这个名字在54页出现时,得到的却是一个多少有些苍凉的“不详”。头几天逛书店,又见到一个更新的版本,不想竟然还是不详,那种尴尬与苍凉终于挥之不去的郁在了笔者的心间。

    不过本文所要论说的,却不是这位不幸的秀甫,而是另一个人,一个身份相同,但却有着更苍凉的文化遭遇的东瀛棋手:作为末世本因坊的秀哉名人。
    若在日本棋坛说起秀哉,固然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,但其历史地位却不容否认,可对于国内的多数棋友而论,似乎更倾向于接受那样一个守旧、顽固、外强中干、仗势欺人、逆时代之潮流……的秀哉。或者,就乐衷于在一场简单的对手戏中,留给他一个与吴和木谷对立的“绿叶”角色,争议性反倒不多——一切倒了过来。但是,那样的一个没有争议的排比或“绿叶”,真的就是曾经活生生的存在过的末世名人吗?还是从一开始,我们就读错了?


    误读的开端

    顾维钧前辈晚年口述历史时,曾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:将国内党派间的政治斗争与国际外交混为一团,是近代中国的一大不幸。实际上,近代中国的不幸又何止于这两层关系之间的纠缠呢?

    日纪大正八年(1919)十月,秀哉名人访华。无论当时还是今天看来,无疑都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,可也就在这次访问中,却产生了一个很不好的开端。原来,名人坚持用日本规则对弈——即使是在中国的土地上。今天看来,这并不是一件怎样的事情,这就好比,羽根与李昌镐杀入了春兰杯决赛,希望即使在中国,也能用两面鼓的棋子对弈。换个立场讲,如果是比赛,当然以主办方说了算,但有时也未尝不可照顾一下个别棋手的特殊要求。更何况当日只是交流,不是今天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比赛?则你最多说秀哉这个人很执拗,或者还有点孤傲,不太策略的在外交场合表达了一个非外交的私人意见:我就是喜欢日本规则。但在当日,却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后果。大正八年,也就是民国八年,耶元1919年,正是中日围绕山东主权问题,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打的火星四溅的时刻,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,双方都存在着尖锐的对立,而不幸的是,这个对立被不当的引进了很多本不该它涉入的区域。结果,秀哉的言行,被作了很不恰当的理解。尤其在同行的濑越宪作前辈很平和的接受了中国规则的情况下,就更显得不可容忍。结果从那一刻起,中国人看秀哉就带上了一个深深的有色眼镜,而越看越扭曲。

    于是,一切又回到了这样的一个起点上:因为历史经常被写错,所以才需要后人不断去重写。


    一个倍受冲击的人和时代

    秀哉是一个人,但无疑也象征着一个时代,如果我们将目光移到这个时代的开启处,最贴切的形容莫过于“危机四伏”。

    当德川庆喜站在国家大局的立场思虑,在尚可乾坤一掷的情况下,在那样一个武道精神横行的日本,断然丢掉一己武士的荣誉和尊严,而选择献降江户时,被历史剥夺的,当然不仅仅是庆喜和他麾下一干武士的荣誉和尊严,至少就包括了长期靠幕府禄米支撑的棋坛四家的经济基础,以及作为法体支撑的四民格局本身。但一切还只是开始。

    本来阳光下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,或许有千秋不朽的精神,但却不会有万世不易的制度。所以就算没有黑船开关,没有西力东渐,没有庆喜的献降江户,当四民格局本身发生危机时,所谓的四大家族还能否再像往昔那样金戈铁马、血雨腥风下去,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。只不过现实更加剧了变化的速率与复杂罢了。

    这样,一方面是纵向的,坊门内部固有矛盾冲突的延续;一方面是横向的,来自于那个从衣食住行到伦理价值,都莫不经历着自神武东征以降未有之巨变的时代的全面冲击。日本的围棋还能否在维新志士们用铁血浇铸的新时代中,继续作为日本人的艺术心灵的真实外延存在下去,今天可能很多人已不再置疑,但在当时,却实在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。

    正是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明治七年(1874),田村保寿来到了这个世界。十一岁时作为围棋神童,经人引见,与是时正另起炉灶,与中川龟三郎、小林铁次郎等共创了方圆社的村濑秀甫下了一盘让十三子局,颇得好评,于是成为方圆社的一员。与石井千治、松冈荣次郎并称方圆社三小僧。又三年,保寿入段,这在当时是很了不得的。一切,都在一种波澜不惊中展开。而历史却注定展示不同。

    如上所述,当时的日本棋坛,一片危机四伏的景象。正统的江户四家早就日薄西山,新兴的方圆社,勃兴的表象掩不住根底的浅薄与流统的不正。这在今天或许并不如何,可在当时却至关重要,也正是坊门攻击的焦点所在。时任十七世本因坊的秀荣甚至扬言,“不灭方圆社,死不瞑目。”这样下去,必将两败俱伤。后经后藤象二郎等人的协调,坊社双方才于明治十九年达成妥协,这年七月,秀甫出任了十八世本因坊,标志着新时代的来临。

    可这个新时代却未免太短暂,仅仅三个月,就因为秀甫的暴卒而露逝。历史的改变,注定要由更年轻的人们来完成。本文的主角无疑便是其中的一位。而他此刻却正为转型期社会的诸多思潮所困扰。就在他十七岁那年,他不仅离开了方圆社,而且离开了围棋。他竟然准备去商海一闯,一度甚至产生了去美洲冒险的念头。确实,谁都年轻过啊。但也不知是幸与不幸,这一切终于不果。最后,他落魄在房州东福寺,前途一片灰暗。但正所谓否极泰来,他的人生就在这时,发生了一个一阳来复的转变。一切,从一个人的出现开始。

    他叫金玉均。


    被淡忘的王者

    像金玉均那样的复杂人物,实在不是本文所能说清,感兴趣的读者,不妨取陈舜臣的《大江不流》一看。这里要说的仅是,这位流亡政治家,几乎是凭着一种兔死狐悲的直觉,和对东福寺这位落魄少年棋才的惊叹,立即将他推荐给了自己的挚友:十九世本因坊秀荣。于是,十八岁的保寿又成了秀荣的弟子,开始又一段黄金时期。到明治四十一年(1908),升为八段的他,终于登上了二十一世本因坊之位,易名秀哉,并于大正三年被推举为名人,达到了事业的顶峰。

    这个时期,可真是多事之秋。先是关东大地震毫不留情的荡平了四大门派仅存的物质硕果,使他们被迫接受了日本棋院的现实。接着,又有当初在与秀哉争夺掌门失势的雁金准一,聚集起在野浪人,揭竿棋正社的挑战,从而引发出自方圆社之后的又一次坊社之争。

    可秀哉不是秀荣,雁金也不是秀甫。俯瞰整个大正年间的鏖战,棋正社终于没有再杀出当年方圆社的雄风,倒是名人在群雄并灭中,将坊门日渐推向一阳来复的十字街头。

    综观他的早期活动,无论是明治末年的角逐本因坊,还是大正年间重竖坊门权威的群雄并扫,都是很成功的。这中间,有与石井千治十二年擂争,而最终降对手为先二的辉煌;有横灭“常胜将军”野泽竹朝,捍卫正统尊严的快心之作。但也留下了明治三十七年的“假棋事件”,和尔后坊主争夺的黑幕。暴露了名人年轻时的事功与虚荣。但人总是从年轻走向成熟的。更何况由于原始资料的欠缺,这两件事本身至今史学界也还有争论。所以,如果我们能够尝试着换个时空看秀哉,则如果没有黑船开关,没有西力东渐,没有……的话,站在传统的四家争雄格局上,“安内攘外”的他早已是一个堂堂的布武者了。尤其大正昭和之交力挫雁金准一的那盘杀棋之名局,更近乎中兴之誉。尤其完美的是,他还拥有一个绝佳的继承人——小岸壮二。此人曾在“时事新报棋战”中三十二连胜,才品俱佳,据说是位足以改变历史的人物。而且,此人在坊门的地位很唯一,眼瞅着曾经的内部分裂这次完全可以避免——如果历史真的可以假设的话。

    但历史恰恰不容假设。命运的轮盘既已转动,秀哉就必须面对很多超出前人的命运与挑战。雁金固然已廉颇老矣,濑越也悲剧性的李广难封,中川、广濑、岩佐、野泽……就更不足以撼动坊门的阵脚。一切,都只因有了秀哉的存在。可历史终将证明,对秀哉和坊门,更深层便是一整部江户棋统的最大威胁,已不再是他们,而注定要由更新一辈的年轻人,借助一场叫做“新布局”的革命来掀起。那是伴随着“鬼童丸”的崛起,和天才吴少年的东渡日本,共同构成的一段棋坛神话。

    而就在此前的大正十三年,才二十七岁的小岸壮二却神秘的夭折了,空留下那曾经的三十二连胜神话,令后人幽思神想,宛若暗夜中一道淡淡的流星。而他那本是优势的唯一性,此刻却成了秀哉与坊门的致命伤。环顾四周,弟子虽众,可堪重任者却已寥寥。年过半百的名人,只好抑制住丧徒的巨痛,孤身独影的去接受非坊门小字辈的挑战。今天回想起来,那可真是一段悲壮而华丽的历史。



    新旧之争

    在那些反感秀哉的人们的心中,反对新布局无疑是他的又一大历史罪状。但正如笔者在拙文《新布局革命与革命中的新旧之争》中所揭示的那样,“新布局革命”本身是一个有着多元意义的历史事件,对革命中的“新旧之争”也不能用狭隘的二元对立史观论说。当日不赞成新布局的非止坊门,濑越前辈就是一位。可今天很少听到有人批评濑越,名人与坊门却成了众矢之的,这不是很有趣吗?

    一种说法是,濑越前辈虽不赞成新布局,但却能不干涉吴少年的自由,是权威中的开明者。可名人就没有容人之雅量吗?

    记得还是在清源公初到东瀛时,曾和名人下了一盘二子局。那时下手和上手对弈,第一手星位打是不被认可的一手。对此,名人当然知道,吴少年也知道。可后者却选择了开手星位打,原因安在?清源公在《中的精神》里这样说:
    “如果那盘棋我输了,我想第一着下星位的那手就该被说成是恶手了吧。后来,我创造出了“新布局”,其实可以说在和秀哉名人的第一盘对局中我就已经下出了新布局。只不过当时我还是无名小卒,那手棋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而已。”

    原来如此,而名人也能默默接受,岂非容人之雅量?更难能可贵的是,一向“不怎么表扬年轻人”的名人,终局后竟下了如是评语:“黑棋态势极其庄重坚实,成功地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,布武堂堂,未给白棋以可乘之隙。此二子局可作为快心之杰作。”(见《天外有天》)

    结果,那个晚上,桥本宇太郎做东,吴少年吃了一生中最快意的一顿面条。
    而且,再联想到日后,无论是那个让名人“失去冷静”的“三三、星、天元”,还是让他非常不快的“封手制”,他不也都默然接受了吗?则清源公说“名人很了不起”,(见《中的精神》)又岂言过之辞?

    关键就在,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或误读了新布局革命的实质。这个实质,就是对人本的回归,和对自由的追求,而不是任何刻板的技术教条。即如是,就不当因技术的争论,而牵涉道德的褒贬。只要名人与坊门没有滥用权威,作非学术的高压,则前种争论,不特无害,反而有益。所以,我在论及村岛与高桥两位前辈时,才用了“时代诤友”这个名词。

    或者说,新派激起了大众参与的热潮,从而彻底改观了明治以来日本棋坛的低迷走势。这从日后“花甲纪念局”与“名人引退战”的万人空巷,得到了最好的证明。而坊门则顽强的将传统棋道保留、发扬。明治以来的困局,终于打破了。

    可大众却显然并未如是对待正在进行的历史。处于那个社会转型期的日本,在浮躁激进的时代风潮下,置身于不健全的媒体之中,狭隘的二元对立史观也便成了主流的归宿。一旦此种主潮形成,精英阶层中个体之间的相互理解,已不足以逆转时代大势的对立,历史的误读,乃在此种对立中,向更深层的误读转进。



    巅峰中的明与暗

    如果时空真的可以转换,而使我们能将当年那盘震古铄今的“三三、星、天元”之局(见附图一)转换到今天举行,我想,那必是一场牵动全球棋迷的快心盛会。可置之当日,却险些成了一场近乎不幸的悲剧。

    今天回忆起来,昭和八、九年的那场对决,首先当然是作为名人的花甲纪念局而存在,但同时又是早已半竹幕状态的名人,自大正十五年与雁金一战后的第一次胜负局,对手又是一个甫及弱冠的少年,而这少年又是一个异国客,而这异国又恰是当时与日本关系最紧张的中国,更不幸的是,又赶上满洲事变后,中日再度从官方到民间全面尖锐对立。加上舆论界“日支高峰对决”的鼓噪,而终于使这一盘本该成为盛会的快心之局,承载上了太多本不该它承载的重负。

    “这对新闻社来讲,读者大增,自然是美事;然而对名人,对我来讲则是大伤脑筋的事。”清源公在《天外有天》中这样回忆道。

    “凭心而论,吴君是很难应付的,此前,我曾与中川龟三郎、雁金准一等人有过六次一局制交锋,无论哪次都赢的很轻松,从未如此局般艰苦。何况,他还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,中国国籍。虽说艺术无国界,但是对我却很难下。另外,他与木谷实研究的新布石法,向传统的布局挑战,以三三、星、天元开局,让我失去了冷静。”局后名人如是说。

    但二人最终还是给后人留下了一张堪称“二十世纪第一名局”的棋谱,今天重读之下只能加倍令人慨叹—。虽说局外也有几个不和谐的音符,比如上手的打挂,比如白160。对此,笔者以为,清源公的说法不仅厚道,而且客观:

    “160的确是个好着。稍微冷静的分析一下,就可看出这只有秀哉那样棋艺高深的人才能谋算出来。即使如此,继续下去,结果如何尚且难言。的确,当时我置身激烈的对局中,对这一妙手并未察觉到。

    “总之,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我也闹不清楚。反正将暂停后的棋,召集起本因坊门的弟子们共同商讨和推敲,这已是古今沿用的一贯作法了。这盘棋也毫不例外,一有暂停,便将一门的棋士唤来,专门研究对策,因此我想即便说穿了这一手棋是前田发现,由名人打出的,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吧。”(见《天外有天》)

    其实,稍有棋力的人都知道,单一个白160并不足以构成逆转。从白160到白178,是一个极其宏大而缜密的构思,中间蕴涵的千变万化,至今仍是围棋史学者们最感兴趣的技术问题之一。而且,似乎到目前也无人弈出比实战更完美的过程。而这一切,都奇迹般的发生在昭和九年一月二十二日这一天内。难道,这也是前田的妙手?如是,谁先发现白160这个点本身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当枰默会之中,如何在不确定中将妙手进行到底。

    并且直到黑棋应下177后,场外的坊门众徒也才发现白棋面临一个陷阱,若此刻白在119位愚拐外逃,则黑118夹,白135再逃,黑116尖后,将进入命令式单行道,白棋尽灭。一时群情汹涌的坊门弟子们,拿着最新研究结果,焦虑的在对局室外跪坐了黑压压的一片,以至将去洗手间的吴少年吓了一跳,只好请出当时京都围棋界的巨头,吉田操子先生出面“弹压”。当然,神游局内的名人并未出错。

    于是,不仅又想起川端老师对大正十五年名人与雁金之战的追忆:“这期间日本棋院也好,棋正社也罢,他们肯定都对这盘棋积极研究,但是有没有给自己一方的统帅提供意见,我就不得而知了。我想大概是没有人从旁当参谋吧。从名人的为人来看,他自己不仅不谋求这种事,而且也不会让旁人进言的。名人的棋风,是无可非议的。”(川端康成《名人》)

    白棋二目胜,这样一个结局,对当时那些多少受了媒体捉弄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们说,固然是一场夹杂着狂喜与失落的喧嚣。但局内的人们,却无疑又是“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”。

    对秀哉名人本身说,能留下这样一张棋谱,真是人生一大快事。可对坊门而言,却实在只能算是一个皮洛士般的胜利。回想预选赛阶段,坊门弟子列列,最后的挑战权却在濑越宪作的两位高徒——桥本宇太郎与吴清源之间展开,本身就是对坊门的一大嘲讽。

    “若小岸君在……”
    或许,很多人就是在这样默默的想着吧?谁又知道呢。实际上,就在这一战后,名人邀请吴少年共游了他的新居,透露出了建立私谊的迹象。这在那个名人若天人的时代,是很不寻常的。或许,名人真的已经到了羡慕年轻人的年龄了。

    所谓“易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”。秀哉终于要作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抉择了。这个抉择,是和名人昭和十二年的引退一起作出,并注定同样震撼棋坛的大事件。可笔者并不想马上把它说出来,因为在这个决断转化为现实之前,历史注定名人还要再经受另一番考验。



    樱落九重寒

    无论是人,还是时代,最终都不免落下帷幕的一天,作为二十一世本因坊的秀哉名人,在经历了无数次六军万姓呼舞中,斩将夺旗的辉煌后,终于也要迎来流星划过苍穹的夜晚了。作为“名人引退局”的那一战(见附图二),无法不构起历史看客们的种种遐想,名人却似乎只想再留下一张洁净的棋谱。

    棋在昭和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,芝公园的红叶馆开弈,对手是万马军中杀出的木谷实。年轻的挑战者坚持“封手制”,引发了很大的不快。但名人最后还是妥协了。可不快的事情,还是接踵而至,名人老了,又生在那个激烈转进的时代,或许真的越来越不象此世中人了。

    十一月十八日封盘后,在川端、村岛等人的陪同下,名人去川奈转换了一下心情。一路上,名人要么恍恍惚惚,要么面无表情,直到归去的途中,偶经一个静谧的小湖时他才和川端一样,陶醉在那一瞬美的邂逅中。至于在那个晚秋的午后,六十五岁的名人,面对宁静的湖面,究竟想了些什么,终成历史的绝唱。

    唯一让人欣慰的,是到十一月二十八日,白120黑棋封手为止,整个棋局的进程极其快心,全不似局外的纷争。可就在三天后的十二月一日,却出现了那手近乎致命伤的黑121。

    当时的形势很微妙。在左上角白棋有一个手段,即白168到黑171的先手交换。若白棋先走到这里,黑再121挤时,白62左一位做活后,黑217位再立已非先手。反过来黑先121挤,白必须后手补活,否则很难在此刻的盘上提到一个可以转换的见合点。可当棋盘还很宽阔,尤其中央的侵削已极其紧迫时,谁又会想到这个交换呢?这个时候走黑121或白168,都近乎自损一个劫材。虽不能说是缓手,可整盘棋的节调美就全被破坏了。尤其麻烦的,这一手是作为封手存在的。则这近乎打劫的一手,实则是变相“耍赖”。因为名人不得不应,等于木谷规避了封手。当然,在今天这没什么。因为今天的大部分棋手都只将围棋看作一种单纯的竞技,在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中,这种“耍赖”成了一种手段,一种策略,甚至用巧了还是一种光荣。可在名人的眼里,那分明是一种侮辱,不是对他,而是对他追求一生的棋道。

    他无法想象仅仅只有胜负的围棋,一如他无法想象,当时光的流水洗刷掉一切文字的粉饰,后人如何面对一张甚至连对局者的姓名都不再存有的,干净棋谱上的这个不干净的黑121。

    名人终于愤怒了,但仍在隐忍,而终于在白130爆发。

    本来,黑129只是个试应手,谁也没料到白棋竟会脱先。据说观战室里众人看到这一手时,莫不惊叹:“这就是战争!”于是,不该出棋的地方出棋了,不该发生战斗的地方战斗了。

    樱花,在那一刻凋零。

    这一手白130,不容人不想起三百多年前,设乐原上连子川畔,赤备骑兵最后的冲锋。所不同的,相对于武田小四疯狂挥舞的军扇,所留给后人的那种愤怒与怜悯,名人的白130,留下的却是一个无尽的悲壮,与近乎窒息的凄美。
    名人,终于以他自己的方式,捍卫了他心中的棋道。我想,再反感秀哉的人,

    看到这一手,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吧?那是一个时代的句号。

    棋在昭和十三年十二月四日下午二时四十二分结束。黑棋五目胜。不败的名人终于在他的引退战中,沉沙折戟。昭和十五年一月十八日,名人谢世,地点是在热海的鳞屋旅馆。就在十六日的下午,一个飞雪扬扬的日子,川端夫妇拜访了旅行中的名人夫妇。下了几盘将棋后,川端谢绝了名人共进晚餐,边吃边聊的邀请而离去。临行前,川端说,“今天太冷,就此告辞了,下次找个暖和的日子,陪您去‘重箱’或‘竹叶’吧。”可名人终于没有再等来那样一个“暖和的日子”。



    名人的决断

    昭和十四年六月,名人引退战半年后,秀哉逝世半年前。坊门郑重的发表了一项声明:“传统的本因坊继承流传至今,其含义已拓展成为棋界第一人者的代名词,不能再按传统的常识来确立,故决定将本因坊位让于日本棋院……”( 转引自张大勇《世纪琐事》 )

    原来,这就是名人的决断。传承了近三百年的坊门世袭制,至此终结,而开出一个新闻棋战的新时代。这个声明所引发的革命实质,就算最反感秀哉的人,也无法不承认。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第一届本因坊战的产生,它间接引发了关于贴目制的空前大争论,可以说是继名人引退战上的封手制后,奠定现代围棋形体的又一件大事。

    同时它汇聚起各路强豪,在平等的气氛下同台竞艺,使黑白世界的内涵外延更行丰富多彩,自由奔放。尤其可贵的是,这样一个转身,是作为权威的坊门主动作出的,这就避免了自下向上的颠覆所带来的种种后遗症,使各派力量更易于以精诚合作、公平竞争,而不是相互拆台,非法经营,去开创一个新的未来。其雅意似可直追当年德川庆喜之献降江户。

    当然,富有想象力的棋友不免会问,若小岸仍在,却没有吴和木谷,又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?可这并非历史的实在,也就超出了史家的范畴,而更易入文学家的遐想。可纵然小岸已成昨日的绝唱,前田仍不失一个独当一面的人物,以他为迹目,让出“名人”而保留“本因坊”,使坊门在新的竞争格局下,以一个群体参与新的竞争,似也不失一个好的选择。

    可名人是如此的唯美,他会为黑120而愤怒,会因三三、星之后的天元而失去冷静,又怎么作出上面那样一个选择呢?对他来说,名人与本因坊不同,后者虽然悠久,但毕竟只是一门之私,而前者却是属于整个日本传统棋坛的,就像这个词的形体本身那样,是一个与江户的风韵,传统的诗心相关联的,一个唯美的存有。它当然也要建基在技术的不败之上,但更核心的还是一种境界心与人格尊严的体现。今天,很多人将“名人”与“九段”相提并论,并因之引发出对所谓“九段一人终身制”的抨击,真是也未免太不通行情了。如上述,前者是一个文化概念,而后者则纯属技术定义,只要打升段赛一路风顺,就能达到。所谓“一切的一切都依靠精打细算和规则办事。左右棋手生活的晋级,也是根据细微的分数制度,只要胜了就行。这种战术优先于一切,使作为技艺的围棋的品位和风趣都渐渐丧失殆尽。”(川端康成《名人》)说的就是前述差异背后的忧虑。

    在新的时代里,前者生存的软环境都相继瓦解于工业文明的践踏,扭曲于霸权铁蹄的蹂躏,“名人”之让位于“九段”,也算是一个无奈的现实了。既然这样,那倒不如就让它随一个66岁的老人,一起随风而去吧!所以真的很难想象,秀哉怎样面对直至今日,“名人”仍然存在,但已沦为一个新闻棋战这样一个事实。

    于是,剩下的就只有一个唯美的审美者,樱落之后的决定。



    保守和批判


    以上算是对名人一生的一个扼要陈述,事实还算清晰,但理念的讨论却很繁杂。关于名人是一个文化保守的人,我想很少有人会否认。可如果本文没出大错的话,却正是这个保守的人,直接或间接的促成了一系列正面的革命性历史变化。这个事实可能会让今天的很多读者觉得不可思议,其实却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:今天的中国,还能读懂保守的人,实在太少了。

    本来,保守与批判、批评、反动一样,都只是一个中性词,本身不牵涉感性的褒贬。所谓“保守”,拆开就是“保护”与“坚守”。不良的东西固然可以“抱残守缺”,好的东西又何尝不能“择善固执”呢?

    孔子说,“予十有五而志于学,三十而立……”夫子将“立”作为其“志于学”之后达到的第一个境界,是很让人深思的。所谓“立”,最浅显的理解就是“站起来”。像婴儿的学步,那是生理上的立。而夫子说的,是人生的“立”。“立”就是不借他力,而能有所本,有所守,有所忍与不忍,弃与不弃。而不如醉汉般扶到东来倒向西。如是,他就不再是一具空空的臭皮囊,而是有其真的性情、品味与灵魂,纵一字不识犹做一堂堂大丈夫的真人。像孔子,像释迦,像耶稣,像凡高、毕加索,像钱穆、牟宗三。

    而这一切力量的泉源正来自于真的文化保守,来自于对真理的坚持,对经典的喜爱,对理念的执著。所以《中庸》说,“诚者,天之道也,诚之者,人之道也。”“诚之者,择喜而固执之者也。”今天的中国,在工业文明的扩张里,在红灯绿酒的折影中,还能再择善固执,说出“青灯孤影,皓首穷经”的人,究有几位?!

    讲的再通俗一点,像染发。今天很多年青人喜欢染发。既然老年人可以将白发染黑以表达一种青春的怀念,年轻人出于自身的审美追求,将头发异色,也未尝不可,第一个把头发染黄的非黄发人,或第一个把头发染黑的非黑发人,就有追求美的勇气,又不失其个性化的审美观,若结果又很得当,让人与己都很愉悦,而非东施效颦,那就更多了一份对美的独特见解。可后来的追随者显然就不能同日而语,但若合适,仍不失一种有益的借鉴。到商业炒作,偶像迷恋,盲目跟风,以至满街异色,却又所以不明,大煞风景的时候。我想,那决不是“美”,也没有资格称“酷”,更谈不上“立”,而正是现代人文化软骨症的一种真切表现。

    终究人不当等同于那个掰玉米的狗熊,总以前一个的丧失换取新一个的存有。所谓“大贤不失赤子之心”,揭示的正是一条相互抱容中前进的求道之途。一个人,若成了年还只有赤子之心,那是弱智;但若成了年而失了赤子之心,同样是一个残缺的人生。这是我们的祖先上千年前的教诲,今天还有几人记得,几人力行?

    可天地时势又毕竟不是一成不变的,所谓“月印万川,理一分殊”,“择善固执”可以给你一个真善美的本源,但如何在变幻的时势中,具体的体现出来,显然又是一回事。所以孔子才说,“智者乐水,仁者乐山。”水,就是“子在川上曰:逝者如斯夫”的水,实质是精进与轻灵。山,就是孙子“不动如山”的山,实质是一种承载和厚重。扩展出去,就是传统中国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的超凡思想。阴,就是“地势坤”,扩展成“君子以厚德载物”;阳,就是“天行健”,扩展成“君子以自强不息”。而又必合而为一,始可称道。个中三味,至可深品。

    这样,“保守”就有了一个协调面。这个协调面,不是一般人意想中的“激进”或“革命”,而应是鲁迅心中的“批判”。真的批判群体,用鲁迅的话说,他们“是不顾利害的,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,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,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,他们准备着将来的牺牲,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,不过他本身——心身方面总是痛苦的。”

    不过,孤独的呐喊,凄凉的彷徨,有破无立的革命,加速毁灭的激进……没有任何意义,也没有几个正常人会喜欢这种人生。就算鲁迅的“匕首”与“投枪”,也要建基于钱宾四的素书楼与周止堂的苦雨斋之上,才能产生出更恒久的历史力量。一如前者也必有了后者的针砭呼应,才能避免抱残守缺的尴尬,而散发出更悠远的芬芳。

    所以,一个民族,一个国家,必有了真的文化保守者,始有所守,有所止,有所立,有其真的灵魂,品味与性情。而也必同时有了真的批判群体,也才能有所进,有所取,有所达,有其真的维新、发展和飞升。这里,虽然免不了也有很多技术的摩擦,乃至人身的碰撞,但明天的希望,也正在这良性的摩擦中孕育,和谐的碰撞中成长。正是有了他们的共同努力,也才有了在“天行健”中,“不失赤子之心”的“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”的可能。不然,长此以往,中国人还叫中国人,日本人还叫日本人吗?

    有了这样的一番认识,再看秀哉,就豁然开朗了。



    棋坛天与地


    纵观秀哉名人的一生,从作为“方圆社三小僧”之一的天才棋童,到房州东福寺的落魄少年;从转入坊门的田村保寿,到群雄横扫的不败名人;再从新布局革命的新旧之争中的重大一极,到让出本因坊的石破天惊中的末世王者。很多人会觉得那很难被想象成同一个人的不同时期,这或许正应了那句“天行健,君子自强以不息”。但你若因之把名人看作一个善变的人,却与将名人看作抱残守缺的象征同样不妥。因为在上述那样一个与时俱进的外表下,仍有一个一贯终始的不变理念,这个理念就是对唯美的追求,对棋道的枯守,对日本传统文化的深爱,以及从此深爱中生发的一连串反思、呵护、腾挪乃至不是革命的革命。

    数十年前,徐复观前辈曾慨叹,“有思考力的人,是在时代中看出问题,解决问题。没有思考力的人,便只能在时代中争新旧,抢噱头。现在是以‘新旧’代替‘思想’的时代。这或许也正是现在危机一种表现。”(《徐复观文集》,第一卷《文化与人生·思想与时代》,湖北人民出版社)秀哉名人生在那样一个以肤浅的“新旧之争”代替思想实质的时代,就其个人的历史定评而言,近似一个不幸。可就历史本身的展开言,有了名人,才正构成了那个时代日本棋坛的大幸。

    围棋既然兼有技术与艺术两个层面,则也就同时兼有了动和静两个方面。技术与体制永远是变动的,但又很容易在某一个时期达成一种相对的发展极限,这时,棋手们对读棋大略取一种共性的认同,风格也较易定于一尊。时日久长,自难免抱残守缺,但同时也是一种力量的积蓄,积蓄到一定程度,就会发生转型。但转的也只能是技术与体制。而不可能是文化的与艺术的核心理念,至多给后者换一种表现方式而已。

    而日本围棋的幸运正在于,既有了江户三百年的传承厚积,又有了新布局革命的洗礼,

    而且革命中的新旧双方,都能恪守学术争鸣的风度,而互不否认对方的风雅,日本传统的武道精神,终于在这里得到了一个良性的发阐,而突破具体人事的冲突,让新旧双方共同将日本围棋从危机四伏的明昭时代,过渡到了群星争辉的昭和岁月,用各自的理念共同构成了大正昭和棋坛的瑰丽的天地,一个不可分割的天与地。

    一眨眼,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坊门早已与名人一起化为历史的飞烟,今天的日本棋坛,也不复存在江户的门阀贵胄。可尊老爱幼,贤贤亲亲,追求有味道的人生,而又不损害人生大群的追求,以及此追求与天地万物的和谐,不仍然是东亚日渐一阳来复的核心理念吗?只不过换了一种表现形式而已。甚至就连越南那样的国家,现在不也再度恢复了以孔圣诞辰作为教师节的传统吗?这是一个大势。

    体现在黑白世界中,后辈给长辈擦棋盘,长辈父母般呵护后进,仍然是一种正常的存有,而非变态的狂想。名人、棋圣、本因坊,今天虽然已成为新闻棋战,但其中蕴涵的文化内质,仍为中韩同等棋战所不及。所以当某位记者欲用棋盘作垫,让王立诚签名时,王九段才会平淡可却认真的说,棋盘是神圣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名人给三百年坊门传统,以及一整部日本传统围棋文化划下的,不是分号,也不是句号。而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转折号。

    据说,当年皮洛士在撤出罗马时,曾感叹:“神,看我给罗马与迦太基留下了一个怎样的战场啊。”则名人完全也可以默默的祈祷:“神啊,看我给吴与木谷开启了怎样瑰丽的一个空间啊。”可是,今天又有多少国人还在这样品读这段异国的历史呢?而且,联想到现实,秀哉之后有吴清源,可吴清源之后,却终于至今再没出现又一个名人式的人物。这真是又一种无奈了。

    于是不免又想到,如果若干年后,又有一位若中江兆民的作者,也写了一本书,里面也像开篇提及村濑秀甫那样提到田村保寿或秀哉名人时,是否在汉译时,也同样会落个“不详”的按语呢?但转念又一想,像名人那样的前辈,又怎么会计较这些呢?所以还是川端老师说的好:

    “他是很寂寞的。唉,不过,他总是这个样子的啊。”

    Comments (1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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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俄狄浦斯王------大罪 wrote:
    从未想过围棋与人生的道义的关联。对我来说,它与其它竞技一样,只有胜负。

    文中还有一些地方深晦难懂。大概是我棋力不够吧。
    Sept. 2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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